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
(怀化学院,李伟迪,副教授,418008)
【内容摘要】孙中山视《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的灵魂，并为之发动了二次护法战争，学术界误以为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临时约法的制订。实际上孙中山不可能主持制订临时约法，孙中山本人对临时约法的评价也是很低调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
【关键词】孙中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制订 批评
学术界认为，孙中山主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试举数例：
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①
罗正楷等编写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在孙中山的参与下，临时参议院从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②
郑兆安等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在孙中山主持下制订的《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于3月11日正式公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③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史》：“1912年1月7日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下，参议议院召开制订约法会议，由革命党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稿，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讨论，至3月8日三读通过，3月11孙中山签署公布。”④
以上四家是我国近代史、党史和法律史研究的大家，都肯定孙中山主持或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笔者根据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认为孙中山不仅没有主持约法的制订，而且对约法持批评态度。
一、 孙中山没有亲自主持制订临时约法
1、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订。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简称大纲）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约法）的脚本，1911年12月3日大纲公布，孙中山于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才由法国回到上海，不可能参与大纲的制订。据民国时期几位著名的法史学家和宪法专家的记载，也看不到孙中山参与大纲制订的证据。吴经熊黄公觉称：“各省代表乃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代表的会所，于十月初四日开第一次会议，推举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行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于即日宣布。”①
杨幼炯著《近代中国法制史》：“各省代表于是年十月初先后到鄂，......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到有十四省代表，计二十四人。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有称大纲虽名为雷、马、王等起草，实出自宋教仁之手。）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②
谢扶民在《中华民国立法史》载：“各代表等乃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址，于十月十日开第一资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即日宣布。”③
王世杰《比较宪法》称：“于是年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一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各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说者谓此项大纲，在表面上虽为雷奋等三人所起草，实则出自宋教仁之手。”④
从以上材料看，制订大纲的动议是由各省都督的代表会议于农历10月12日提出来的，负责起草的主要有宋教仁、雷奋、马君武、王正廷，大纲用一天时间拟成，13日公布。对这些基本事实，五位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2、孙中山没有参与大纲的修订。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增设临时大总统职位，安抚黎元洪；同时因形势的复杂和急剧变化，希望能扩大总统便宜处置之职权，建议修改大纲，并派黄兴到临时代表会陈述意见。大纲宣布后，“议者谓遗漏‘人权’，应予补充；或有行政各部，不应订入根本法；......十一月十二日，孙临时大总统派黄兴至宁，莅代表会，发表修改组织大纲之意见。时已午后9时，于是由云南代表吕志伊，湖南代表宋教仁，湖北代表居正提出修正案，要点如下：一 原第一章临时在总统下加‘临时副总统’五字；原第一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二 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命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三 原第三章行政各部改为‘国务各员’；原第十七条改为‘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议案中，规定了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程序，增加副总统的机构及其职权，以及扩大总统制定官规、任命文武职员的权力。⑤在此修订过程中，孙中山既没有亲自参加，也没有提出被参议院接受的方案。
王世杰《比较宪法》：“民国元年正月二日该院对于该组织大纲，尚有所修正；其最要者，则为增设临时副总统。”“当时政府尚要求修正组织大纲，添置国务总理，以宋教仁充任；参议院反对，其议遂寝。”①
3、孙中山没有参与约法的制订。
元月28日参议院成立后，准备修改大纲。“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具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条，由孙大总统咨送参议院参考编订，此草案之要点有三：（一）列举人民之权利义务各条，惟关于权利，得依法律限制；（二）规定总统得单独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及与外国宣战、媾和，无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并得发布同法律之教令；（三）有‘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条文，似略采五权宪法之意。惟参议院接受此草案后，仍主张自行起草，并于元月三十一日，即行完成审议，并于元月三十一日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该院旋组织编辑委员会，拟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于二月七日提付院会讨论，至三月八日，即已完成审议、第二读会、第三读会之程序，即日公布，所经时间，不过三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又经临时大总统公布”②
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先是在临时约法草案未成立时，孙总统即向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请求讨论。参议院当恐受命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议决，将原案退回政府。特于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二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互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 ③
孙中山所提草案，总统权力比临时约法规定权力大，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临时大总统于紧急时，得以命令代法律，并得单独宣告大赦及与外国宣战媾和，不必经参议院之同意。”“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规。”④
王世杰比较宪法：“临时约法草案，系由院内之委员会（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在该草案成立以前，南京临时政府已草就了一种，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草案，并致参议院，请求作为讨论基础。政府草案与临时约法有二个主要的异点：第一，政府草案虽亦采取责任内阁制，而总统之权限则较大于临时约法之所规定；如承认总统于紧急时得以命令代法律；与总统不经参议院之同意，宣战、媾和等规定，第二，临时约法并未容纳孙中山‘五权宪法’之说，而政府草案则有‘临时大总编，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规定，盖于承认行政、立法、司法诸权独立之外，尚隐寓考试监察等立之意。该草案致送参议院后，该院仍主张自行起草；正月三十一日该院并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元年二月七日起，该会即讨论该院编辑委员会自行起草临时约法草案；至三月八日，该院即已完成草案审议，第二读会、及第三读会之顺序。”⑤
根据以上史料和比较，可以确定三点：第一，孙中山曾代表政府向参议院提出过约法草案；第二，孙案没有被接受；第三，孙案增加了大纲规定的总统职权，而不是削弱它；第四，约法定案间接吸取了孙案的意见，增加了总统的某些职权；第五；比较孙案和大纲，孙中山没有削弱总统法定职权从而达到限制袁世凯的故意，只是希望有一部约法，来标志民国，并监督袁世凯。
4、孙中山所有文稿中没有孙中山参与大纲、约法的制订和修改的史料。
据我所看的孙中山的文稿中，找不到孙中山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的起草和制订工作的记载，只有一个公布临时约约法的公布文件。
5、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是政府官员，按孙中山崇尚的分权原则，孙中山不可能代行参议院的立法权。此不赘述
二、 孙中山对临时约法有诸多批评
孙中山曾明确表示，约法没有真实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五权宪法》：“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①
这个五权宪法，孙中山最先在1906年12月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②五权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这是政府的五项治权，这五权还要受国民的四项政权制约，国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弹劾权和复决权。这种五项治权与四项政权完美结合的宪法才是理想的宪法。但是临时约法既没有详细地、彻底地规定国民的政权，也没有贯彻他的五权分立思想。
《孙中山年谱》：“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议员讨论约法。法制局长宋教仁坚主中央集权制，秘书长胡汉民则主地方分权。孙中山对五权宪法未纳入约法，表示不满，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巩固’；特别强调‘我今已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之真意义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与会者均表赞同。”③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中山先生其后概乎言之，曰：‘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大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此予之所以萌芽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①
孙中山一次讨论中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1905年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毒在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专制与共和之倚伏。倘更自为削弱，噬脐无及。”②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指出：“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③
孙中山对约法为什么要承认并且支持？他说：“因为我以为这个执行约法，只有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也未为晚。”④
人以上材料看，孙中山对约法的批评主要有二：其一，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保障；其二，没有采取地方分权制，不利于民国的巩固；其三，没有贯彻五权宪法的理论。
对于这样一个不满意的约法，孙中山为什么为之奋斗不息？甚至作为斗争的旗帜？他自己有一个说法：“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所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说明之。……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其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奋然以一身荷护法大任而不少挠。”⑤
忠于历史，是历史研究价值的基础，有感于此，笔者提出孙中山与约法制订的问题，祈为引玉之砖。
注：原文发表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
①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24页。
② 罗正楷等，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大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3页。
③ 郑兆安等，中国革命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 西班牙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２月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以下简称“缔约方”）为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保护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并为之创造良好的条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后者领土内投资的各种财产，主要包括：
（一）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或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或公司中其他形式的参与；
（三）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或合同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实体。
在西班牙王国方面，系指：
（一）依照西班牙王国法律具有西班牙王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西班牙王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西班牙领土内的经济实体。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四、“领土”一词系指缔约任何一方的领陆和领水。本协定也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根据国际法为勘探、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而拥有或可能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领水以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所进行的投资。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应在其法律允许范围内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如与履行合同有关的生产许可证、技术、商务、金融、行政和咨询协助。
第三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受到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和持久的保护和保障。缔约各方同意，在不损害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条件下，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对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或处置不得采取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措施。缔约各方应遵守其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可能已承诺的义务。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四、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外，缔约任何一方还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以相同的待遇。
第四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了公共利益；
（二）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本条第一款（四）所述的补偿，应等于宣布征收前一刻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价值，应是可以兑换的和自由转移的。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延。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因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革命、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给予缔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二、在不损害本条第一款的情况下，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在上款所述事态下遭受损失，是由于：
（一）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征用了他们的财产；
（二）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必需而毁坏了他们的财产；
应予以恢复或适当公平和非歧视性的补偿。
三、由本条发生的款项应以可兑换的货币支付，应能自由转移，不应无故迟延。
第六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管辖下，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根据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偿还的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
（七）在缔约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汇率进行。
三、这种转移应在国际金融惯例正常所需的并且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内以可自由兑换的外汇进行。
四、接受投资缔约方应允许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或其投资的公司不受歧视地进入官方外汇市场，以使其可能购买到所需外汇，依照本条的规定进行转移。
五、根据本协定对这种转移的保护只有在投资者遵守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税收规定时才能给予。
六、缔约双方同意给予本条第一款所指的转移以不低于给予第三国投资者因投资而发生的转移待遇。
第七条 如果缔约一方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提供了有关非商业性风险的金融担保，则自前一缔约方对已提供的担保作出第一次支付时起，后者应接受适用前者对其投资者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财产方面的权利的代位原则。
该代位将可能使前一缔约方成为对原始投资者作为债权人所作补偿的所有支付的直接受益人。依照投资所在缔约方领土内的现行的外国投资法，事先未获得有关授权，在任何情况下，代位不能授予因投资所有权产生的财产、使用、享有或其他任何权利。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应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由缔约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专设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
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据本协定的规定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作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有关第四条中的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在提出书面通知该项争议之后六个月内未能友好解决，应提交国际仲裁。
二、如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有关的投资者和缔约另一方可同意将争议提交：
（一）争议双方指定的一个国际仲裁员；
（二）依照争议双方间的一项专门协议指定的专设仲裁庭；
（三）依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设立的专设仲裁庭；
（四）根据“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而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如果缔约双方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
三、如按上述第二款将争议提交仲裁后三个月内没有就任一可选择的程序达成协议，争议双方有义务依照当时有效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将争议提交仲裁。争议双方可书面同意修改规则。
第十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本协定应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情报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任何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马德里举行。
第十三条
一、本协定于缔约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日后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第一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六日在马德里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班牙王国
代 表 代 表
钱 其 琛 奥多 涅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