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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害电影作品中出品人署名权的法律界定
　　　　　　　　　　　　——西安中院判决西安影视诉曲江影视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电影作品的署名权应以作品本身为载体，为宣传影片而制作的电影海报不当署名，不构成侵权行为；作为出品人的个人若非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不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署名权。

案情

西安影视制片公司（简称西安影视）与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曲江影视）签订的联合摄制电影《纺织姑娘》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该影片所形成的权利，按其实际投资比例共有；署名由双方决定。西安影视授权曲江影视负责影片国内外发行，并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宣传和发行推广方式。协议签订后，双方同意增加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曲江文化）为出品单位。国家广电局颁发的影片公映许可证载明：出品单位为西安影视、曲江文化、曲江影视。曲江影视制作的户外广告标明：影片由曲江文化公司、曲江影视、西安影视联合投资；在醒目位置载有曲江影视荣誉制造；电影海报宣传标明出品人周德嘉。西安影视认为，曲江影视未经其同意，在对外宣传的海报上将出品人周德嘉、王乐变更为周德嘉；在户外广告中将西安影视列为联合投资单位，且放在联合投资的最后一位，在广告醒目位置标注曲江影视荣誉制造，其行为侵犯了西安影视对涉案影片的著作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发放、收回并销毁其制作和发布《纺织姑娘》的海报及户外广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50万元。

裁判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西安影视作为涉案影片联合摄制人，享有著作权；曲江影视公司未经同意，在户外广告和宣传海报上，未明确西安影视系涉案影片的联合摄制人，亦未署名西安影视王乐为影片出品人，虽属不当，但该行为不属于侵害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权行为；基于曲江影视公司在户外广告及宣传海报上的不当行为，给西安影视造成一定影响，对此曲江影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1年12月6日，法院判决：曲江影视赔偿西安影视2万元；驳回西安影视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本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署名权的法律属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由此说明：署名权的权利主体是作者，作品是作者享有署名权的前提和载体，署名权是著作权法特有的权利；署名的目的在于表明作者身份，从而使创作者获得一定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署名权是著作人身权的一种，不可转让，永久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品阅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著作法中的署名权的认定是依据署名行为而进行的权利推定效力，就是将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而非规定署名的法律效力，也即在对方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之前，署名者就被推定为该作品的作者。因此，署名仅仅是判断权属的初步证据。具体到本案中，争讼之影片署名的出品单位为西安影视、曲江文化、曲江影视，且各方对涉案影片著作权的归属有明确约定，故上述出品单位为电影《纺织姑娘》的著作权人。

2.侵害电影作品出品人署名权的法律界定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由此表明：电影作品的署名权归属于制片者，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因其为影片的摄制完成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因而上述人员在电影作品中享有署名权。至于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活动，均不视为创作。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具有职务身份的出品人是否在电影作品中享有署名权，关键在于出品人的工作是否产生了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理由是：首先，出品人的劳动并不产生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其次，作者行使署名权主要是为了表明作者身份，而出品人并非作者。当然，对于出品人通过个人劳动所获得的正当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法律应该给予保护。关于这种权益的性质，笔者认为，可归类为属于身份权。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通常而言，自然人作为出品人的权益来自于其特定的职务身份，在这一点上，与作者的权益来自于其作者身份并不相同。既然著作权法通过设立署名权制度来保护作者的身份利益，我们也可以通过赋予出品人身份权，以达到对其身份利益进行保护的目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本案中，因西安影视、曲江文化、曲江影视为电影《纺织姑娘》的著作权人，故其享有署名权，而作为自然人的出品人因其并非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故其当然就不享有电影作品的署名权；同时电影海报并非电影作品本身，故西安影视认为曲江影视制作的电影海报侵犯了其电影作品的署名权，当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3.出品人身份权与作者署名权的区别

作为自然人的出品人身份权与作品作者的署名权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的权利性质不同。作为自然人的出品人身份权仅仅限于人身权，这种身份权也可能为权利人带来一定的财产利益和荣誉；而署名权则属于著作权中的著作人身权。二者的权利内容不同。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除作者同意外，署名权要求作品的使用者在作品上以署名的方式对作者身份予以明确，否则即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而法律并未赋予出品人身份权的效力，只要能够通过一定的形式确认电影作品的出品人即可。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电影作品的身份权，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保护出品人的合法权益：一是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如果出品人在某一作品的出版发行中付出了劳动，履行了应尽的职责，而在作品中否认其出品人身份，显然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二是适用合同法。如果出品人与电影作品发行者签订的合同对有关署名的问题作了约定，则可以依据约定的内容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中，因西安影视指控曲江影视等制作的电影海报及户外广告等行为并未侵犯其对涉案影片的著作权，法院本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考虑到曲江影视的确存在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为避免当事人讼累，由曲江影视适当地对西安影视进行赔偿，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本案案号：（2011）西民四初字第00149号

案例编写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姚建军
浅分析国内外证据的形势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精髓,没有证据案件事实无法认定,司法裁判难以作出,因此证据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审判方式改革以后,修订和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已逐渐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在立法模式上还存在不少分歧。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除了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依据我国的国情外,还应重点考虑证据立法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这不仅是关系到证据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问题,也是影响证据法规范在实践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功效的重大问题。
　　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各国。研讨证据法自然也应当了解主要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进而选择可供我们借鉴且能在实践中切实发挥作用的立法模式。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总体上是两种立法模式。
　　（一）、独立的证据法典模式。
　　采用该立法模式的大多是英美法系各国,在证据立法方面,英美法系制定有独立于其他部门法律的证据法典,但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又有一些差别。(1)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采用统一证据立法方式,法律适用效力及于所有诉讼。美国曾先后制定《模范证据法典》、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统一证据规则》与《联邦证据规则》等证据法,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也都有统一的证据法。这些证据法不仅具有刑事证据的内容,也包含有民事证据的内容,具有适用于所有诉讼的效力,构成三大诉讼法统一适用的证据法律体系。由于遵循先例的法律文化传统,除这些法典构成证据法重要表现形式外,还有依据对宪法和其他法律解释而产生的大量判例法。(2)英国也是单独立法,但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而是实行民刑证据相分立的模式,如《1972年民事证据法》、《1995年民事证据法》适用于民事领域,而《1965年刑事证据法》、《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和《1999年青少年审判与刑事证据法》等则只适用于刑事领域。对抗制诉讼最初产生于18世纪的民事诉讼中,律师在民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同时期的刑事审判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对抗制的诉讼程序,到19世纪,一些证据规则,只在民事诉讼中得以建立。在刑事诉讼方面,由于1907年以前没有设立专门的刑事上诉法院,刑事上诉机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法官未能将证据规则体系发展得如同民事诉讼那样。直到20世纪中期后,由专门的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对证据制度进行全面审查,产生的证据规则相继被有关的证据法所吸收。现代英国尽管民事和刑事诉讼都实行对抗制诉讼,但是在审判程序中存在很大不同,制定法的改革采取不同路线,也加大了民刑证据法之间的差异,故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证据法,而是根据不同诉讼分别立法。
　　(二)融入其他法典中的证据立法模式。
　　在证据法方面大陆法系各国采用与英美法国家完全不同的模式,没有制定独立证据法典,而是将证据法规范分散规定在诉讼法典或实体法典之中,成为该法典内容的一部分。多数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内容规定于诉讼法典中,但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在实体法之中,如法国民法典中规定了部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虽然大陆法各国将刑事证据的内容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但是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又有所区别。比较两大法系证据立法,可见英美国家采取独立立法形式,既有各类诉讼证据合一的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立法例,也有英国只适用于单一相关诉讼领域的立法例。而大陆法系国家没有独立的证据立法,证据法规范散见在诉讼法典中或者实体法典中。从证据法的形成特征看,英美法国家由普通法的传统法律文化所决定,在证据法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法官,证据法的内容是法官长期司法实践和遵循司法先例的结果,是对判例法的发展和完善。但是由于判例繁多,这又需要通过制定单独的法律形式来加以总结归纳。由于庭审中法官受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少,束缚法官对案件真实情况发现的证据规则自然也就只做较少规定,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没有进行专门立法,只是将证据法规范作为诉讼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反映在诉讼法中。我国现行证据法规范采取的是大陆法系立法体例,没有单一的证据法,其内容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成为诉讼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三大诉讼法尽管都有证据专章,规定却过于原则、粗放。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专章只有8条,加之其他章节中的相关条文,也不过20来条,其他诉讼法也大体如此,这与证据法在诉讼活动中应有地位极不相称。由于证据法制的匮乏,造成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认定事实,作出裁判结果等一系列证明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限过大,无法约束证据取舍和判断过程中的恣意、武断行为,成为影响诉讼程序公平和诉讼结果公正的重大障碍。虽然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补充一些证据的条文,充实、发展了证据制度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证据制度远落后于其他法律制度,极大地阻滞了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的证据立法模式可供选择方案有四:其一:借鉴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立法模式,制定合一制的统一证据法。这种观点认为,三大诉讼证据有其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证据问题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共性大于个性。其二,采用英国的立法模式,分别制定适用于不同诉讼性质的单独证据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民事证据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法律属性、具体功能、诉讼主体、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与证据规则的诸立法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制定统一的证据法不仅立法技术上的难度很大,而且在法律的适用上也会带来种种不便。其三,借鉴大陆法系的证据立法,仍然维系我国现有的证据立法体系,在原来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加以细化、补充,即在诉讼法的框架内进行完善。其四,认为我国从长远的目标看,应当制订统一的证据法典,但是考虑到目前制定法典的条件尚未成熟,为解决司法实践的证据适用上的现实需要,应当制定单行的证据法,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