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肇庆市城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肇庆市建设局 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 肇庆市监察局等
肇建[2008]62号
关于印发《肇庆市城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肇庆市城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肇 庆 市 建 设 局
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
肇 庆 市 监 察 局
肇 庆 市 民 政 局
肇 庆 市 财 政 局
肇 庆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肇 庆 市 物 价 局
肇 庆 市 统 计 局
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
肇 庆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肇庆市城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市城区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和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统计局联合公布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第162号令）以及省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粤府〔2008〕3号）精神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市城区范围内(指端州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和鼎湖区城市规划区范围)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我市城区范围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廉租住房保障，是指政府通过发放租赁补贴、实物配租、公房租金核减等方式，解决符合规定条件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住房保障制度。
本办法所称的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市(区)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按照廉租住房保障的补贴标准发放租金补贴，由其自行租赁住房。
本办法所称的实物配租，是指市(区)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计收租金。
本办法所称的公房租金核减，是指对现已承租直管公房和各单位自管公房的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给予减收住房租金，具体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
符合条件的家庭只能享受以上其中一种方式。
第四条 端州区、鼎湖区人民政府应做好本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端州区、鼎湖区的廉租住房建设和管理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市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指导、监督廉租住房的建设和管理。发展改革、国土、规划、财政、民政、税务、物价、劳动保障、工商、统计、监察、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廉租住房保障的相关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镇（办）]和居委会应当设专人负责廉租住房的申购受理、调查、审核等工作，相关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廉租住房保障水平以保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要为原则，端州区、鼎湖区人民政府根据本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金、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廉租住房保障水平，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六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包括：
（一）省、市、区年度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含市国资部门需安排的资金）。
（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
（三）市、区政府应在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四）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回笼资金及政府廉租住房租金收入。
（五）在财政安排的上述补助款中贴息贷款及通过社会捐赠等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七条 用于新建、回购、收购、翻新廉租住房及租赁住房补贴和租金核减等所需的资金，在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中解决。
第二章 建设管理和优惠政策
第八条 廉租住房建设按照政府组织协调、市场运作的原则，可以采取项目法人招标的方式，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相应的资本金、良好的业绩和社会信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也可由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廉租住房管理实施机构按规定组织建设。
第九条 参加廉租住房建设项目招投标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相应的资本金、良好的业绩和社会信誉。
第十条 廉租住房的规划设计坚持标准适度、功能齐全、经济适用、便利节能的原则,优选规划设计方案。
廉租住房的建设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建程序办理，并将工程预结算报市财政局审核。廉租住房建设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廉租住房小区外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绿化、水电、通信、照明等，应与小区同步规划和建设。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建，也可相对集中建设。
第十二条 新建的廉租住房在交付使用前，应当具备基本居住条件。建设单位应当向廉租住房使用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建设单位对其建设廉租住房工程质量负最终责任。
第十三条 廉租住房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严禁以廉租住房名义取得划拨土地后，以补交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变相进行商品房开发。
（二）廉租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三）廉租住房项目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
（四）廉租住房的建设和租赁享受国家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
（五）廉租住房建设单位可以以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建设贷款。
第三章 保障对象和申请程序
第十四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以下简称申请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具有端州区或鼎湖区城市户口，并在当地居住。
（二）家庭收入符合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
（三）无住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住房困难标准。
对本条第（二）、（三）项规定条件实行动态化管理，市（区）建设（住房保障）、民政部门每年度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住房价格水平进行调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五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应当以家庭为单位并实行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全名制。申请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人与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收养关系。对持有民政部门核定的孤、寡、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单身家庭，可以以个人名义申请。
第十六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申请人凭户口簿、身份证向户籍所在地的镇（办）或居委会领取由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制定的《肇庆市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审批表》，并向户籍所在地的镇（办）或居委会提交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关资料，镇（办）或居委员会按本办法规定受理申请。
（二）初审和公示：镇（办）、居委会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户口、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镇（办）、居委会调查核实后，将申请人家庭人口、现居住地点、住房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工作单位等情况在申请人所居住的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10天；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实际居住地的镇（办）或居委会应配合调查、核实，实际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的镇（办）或居委会应当同时组织公示，公示期限为10天。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申请人的情况有异议的，应当书面向镇（办）或居委会提出，镇（办）或居委会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异议成立的，取消申请人租住廉租住房资格。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镇（办）将申请资料和初审意见提交区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
（三）审核和公示：
1、区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就申请人的家庭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并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转区民政部门。
2、区民政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就申请人的家庭收入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并将申请材料送回区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
3、区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将经初审符合租住廉租住房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15天。对公示有异议的组织和个人，应书面向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提出异议，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异议成立的，取消申请人租住廉租住房资格。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交市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复核。
（四）复核和选房：市建设（住房保障）部门将经资格审核、公示合格的申请人进行复核，并将复核意见反馈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由市或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按程序安排轮候，采取公开抽签的办法租住廉租住房。对持有《广东省城乡居（村）民最低收入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可优先抽签承租。对行动不方便且持有残疾证的残疾人和同住家庭成员有70岁以上老人的申请家庭可安排抽签承租三层以下住房。
第十七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审批表》及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离异或丧偶的提供相关证明。
（二）住房证明：在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或外地拥有房产的证明资料，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其他房产的证明资料；承租住房的，提供租赁合同或产权单位租赁证明。住房证明由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所在工作单位（所在单位已撤销的，由继承其权利业务的单位，无继承单位的，由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居委会出具。
（三）收入证明：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的上一年度收入证明（工资收入、各类补贴及其他收入）；未就业的，提供失业证或《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或其他相关证明；个体工商户提供营业执照和上一年度个人所得税及相关税收缴交凭证；有工作单位的，收入证明由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所在工作单位出具，无工作单位的，收入证明由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居委会对其自报情况进行审核并加盖公章；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实际居住地居委会应配合调查核实。属民政部门核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免交收入证明。
（四）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户籍的，提供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
（五）家庭资产情况证明。由申请人自报家庭资产情况，提供家庭资产相关资料后，再由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所在工作单位核实后出具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居委会出具。
（六）《诚信承诺书》。
以上规定所涉及各类证件或合同等资料，应当提交经申请人签字确认的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第十八条 处于轮候状态的申请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家庭人员结构、婚姻状况等情况发生改变的，申请人应当自改变之日起30日内如实向原申请地的镇（办）、居委会提交书面材料，镇（办）、居委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审核资格条件，并按程序报批。
第四章 租赁住房补贴
第十九条 租赁住房补贴方式适用于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2平方米，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低保线×150%的家庭。租赁住房补贴数额（单位：元）按照人均保障住房面积、家庭人口、补贴标准、收入水平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条 租赁住房补贴计算公式为：租赁住房补贴=（人均保障住房面积标准-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家庭人口×补贴标准×补贴系数。具体标准如下：
（一）人均保障住房建筑面积标准：可领取租赁住房补贴的低收入家庭为12平方米。
（二）家庭人口标准：1人户按1.5人计算，2—4人户按实际人数计算，4人户以上每增加1人按0.8人计算。
（三）补贴标准：端州区6元/人/月/平方米，鼎湖区4.5元/人/月/平方米。
（四）补贴系数标准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确定，具体为：
1、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或等于低保线按补贴标准100%计发补贴，补贴系数为1；
2、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低保线以上至低保线×150%的，按补贴标准70%计发补贴，补贴系数为0.7；
以上规定的补贴标准调整由区人民政府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一条 租赁住房补贴按照以下程序发放：
（一）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核定申请人符合条件后，向申请人发出《办理租赁住房补贴的通知》。
（二）申请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自行到市场寻找合适的房源。
（三）申请人与房屋出租人签订由房地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房地产租赁合同》。
（四）双方当事人到房屋所在地负责房屋租赁的管理部门办理《房地产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房屋出租人出租房屋的相关税费缴纳，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申请人持已登记备案的合同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的镇（办）办理租赁住房补贴发放手续。
（六）镇（办）将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名册和有关资料送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复核。
（七）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核准申请人符合租赁条件后，向镇（办）发出《租赁住房补贴发放确认书》，并由镇（办）负责通知符合租赁条件的申请人。
（八）区建设（住房保障）部门按月在指定银行将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租赁住房补贴划给镇（办），由镇（办）将款项存入房屋出租人名下的银行账号内。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与房屋出租人议定的房屋租金超过核定的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的，超出部分由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自行承担；低于核定的租赁住房补贴标准的，按照实际发生金额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第五章 实物配租
第二十三条 实物配租方式适用于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物配租优先面向已登记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以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以上家庭也可以选择租赁住房补贴的方式。
第二十四条 实物配租的房源为直管公房、单位存量公有住房、政府收购住房、新建廉租住房、社会捐赠住房。
第二十五条 实物配租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抽签：建设（住房保障）部门根据房源数量与申请数量的一定比例，通过抽取顺序号的方式确定申请人的先后顺序，申请人按已抽到的顺序号，抽取承租的廉租住房房号。
（二）对已抽到顺序号而未能抽到房号的申请人，可保留其顺序号作轮候顺序，在下期廉租住房配租时，首先安排其按轮候顺序抽取房号。
（三）申请人抽签确定房号后，当场签署《廉租住房租赁确认书》，并在规定时间内与房屋所在地负责房屋租赁的管理部门签订《肇庆市城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并办理入住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视同自动弃权。自动弃权的，2年后才能重新申请廉租住房。
如果有租住直管公房、单位存量公有住房的家庭，应在办理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手续前，先办理退回租住直管公房、单位存量公有住房的手续，否则，不办理廉租住房租赁合同手续。
第二十六条 承租人在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协议时，需同时签订《小区管理服务协议书》，并按有关规定的收费标准缴交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享受实物配租的承租人应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缴纳租赁保证金和每月按时交纳租金。
第二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及时向供水、供电、燃气、有线电视、电信、环卫、物业管理等单位申请办理开户和变更手续，相关费用由承租人自行承担；接到申请的相关单位应当提供方便，保证承租人正常使用。
第二十八条 承租人负有保证房屋及其设施完好并合理使用的义务，因使用不当或其他人为原因造成房屋及其设施损坏的，承租人应当负责修复并依法承担相关费用。
第二十九条 廉租住房的租金收缴和房屋修缮等具体事务性工作，由负责房屋租赁管理的部门进行管理。廉租住房的修缮维护、设备维修更新和管理费用在廉租住房租金中解决。
廉租房的租金收入和管理费用支出应当按照国家财政支出和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六章 公房租金核减
第三十条 经批准符合公房租金核减条件的廉租对象，可以直接到房屋管理部门或房屋产权单位办理公房租金核减手续。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缴交租金（单位：元）。核减月租金计算公式：
未达保障面积的核减月租金=原公房租金-廉租住房租金单价计得租金；
已达或超出保障面积的核减月租金=原公房租金-（保障面积内廉租住房租金+超保障面积部分的公房租金）。
第七章 监督管理和退出机制
第三十一条 廉租住房保障采取合同制管理办法。
建立廉租住房年审制度。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签订合同后，应在每年3月主动向户籍所在地的镇（办）、居委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资产、家庭人口和住房变动情况，建设（住房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民政部门对其申报情况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经审核家庭收入、资产、家庭人口等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取消廉租住房保障。
第三十二条 建设（住房保障）和民政部门不定期对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进行随机抽查，经抽查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取消其廉租住房保障。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设（住房保障）和民政部门作出取消租住廉租住房的资格，并收回承租的廉租住房和停止发放租赁补贴：
（一）虚报、瞒报情况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骗租廉租住房的。
（二）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
（三）家庭人均收入连续12个月超出廉租住房政策规定的收入标准的。
（四）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廉租住房政策规定的住房标准的。
（五）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六）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七）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第三十四条 对不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而应当取消廉租住房保障的，具体取消办法如下：
（一）领取租赁住房补贴的，停止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二）享受实物配租的，应当腾退租住的廉租住房；暂时无法腾退的，给予6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按公房标准租金计租；过渡期满，仍不腾退廉租住房的，改按公房成本租金标准计租，12个月后按公房商品租金标准计租。
（三）享受公房租金核减的，停止减免租金，纳入公房管理，按公房管理的有关规定计收租金。
（四）退出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购条件的，可按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取消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廉租住房保障资格，3年内不再受理其廉租住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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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范围
编译：周成泓
在民事诉讼中，“开示”一词包括诉讼当事人或潜在当事人收集、保存各种诉讼信息的方法。 在历史上，开示程序并非诉讼程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诉讼当事人从诉辩书中获知对方的基本观点（outlines）之后，就利用其所能利用的一切私人调查手段以尽力证明、支持己方观点，反驳对方。 在普通法上，开示限于要求详细陈述之申请（bill of particulars）的动议，这种动议仅能被用来要求原告提出其进行诉讼的详细理由(items of account)。为了获得其他信息，当事人可以提起一个独立的衡平法上(in equity)的诉讼，请求法院颁发开示令(bill of discovery)。据此开示令，当事人可以揭示案件事实以支持己方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及辩论(case)，但是当事人不能利用开示令来询问对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可能得到的证据。[1]如此一来，许多诉讼当事人就不能知晓对方在法庭审理中所持观点及证据。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虽然获取案件信息的方法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直到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37条颁发后，开示程序才成为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示程序的这些规则实际上对美国的司法(practice of law)进行了一次革命。 在整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它们是被仿行得最多的，几乎每个州都采用了一套类似的规则，允许进行广泛、彻底的开示。
现代开示程序具有三个主要目的：首先，保全以后可用于法庭审理的相关信息。 联邦法院最早的开示程序就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 例如，某位证人患病或者身体虚弱，或者将要在法庭审理时出国，这时，就可以对该证人录取证言以保全它，在后来的庭审中该证言便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开示程序的第二个目的是明确讼争双方的争点。 通常，如果某人仅仅参看诉辩书，他就会看到很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实纠纷。 开示程序可以被用来确定真正的争点，以使当事人可以集中精力收集与争点有关的证据。 最后，现代开示程序允许当事人获取有关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发现与争点有关的可采性证据。 由此可见，研究证据开示的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开示的一般范围
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和类似的州惯例作法（comparable state practice）中，开示的范围相当广泛，只要不属于保密特权(privileged)事项并且与诉讼标的(subject matter)有关的信息均可予以开示，而不管该信息是否会在法庭审理中被采纳，只要通过该信息的收集人们能够合理地预测将导致对可采性证据的发现(discovery)即可。
当代有关开示范围之规则（provisions）的一个关键部分(key passages)是开示范围扩及于未决诉讼(pending action)中的“任何与诉讼标的有关的事项。”此条款(clause)成为一次要求通过缩小开示范围以改革开示规则(provisions)之改革计划的焦点。[2]
现在，“适当性”(relevance)被解释得十分广泛。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开示其本身并非必然可采的事实被认为是适当的，只要该事实可用以发现可采性证据。[3]例如，一方当事人不仅可以获取与事件目击证人(eyewitnesses)之姓名有关的信息，也能够获取有关同该些目击证人说过话或者是看见过该些目击证人之人的信息。 因此，当事人可以要求开示有关传闻陈述(hearsay statements)以及诸如此类的信息，只要该类信息可以帮助申请方(inquiring party)获取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信息。出示（disclosure,其意为‘不经对方当事人请求而主动开示’）对方当事人所欲证明的事实以及获取信息以支持己方的证据和辩论，均被认为是适当的。[4]顺着这条思路，人们通常认为可以为控告(impeach)一位可能被相对方传唤(called)的证人而搜寻信息。不过，在一些情形下，法庭会对当事人提出控告程序的义务予以限制。至于 什么情形才构成控告，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必须明确的是，在案件中，要予以证明的有关此问题的证据，即使同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相矛盾，仍不构成控告。后者仅仅是指证据对案件毫无价值，相反却表明证人证言不可靠。 既可以用来控告证人又可以用于帮助法官裁定案件中的争点问题的证据，必须纳入公开出示的范围。
传统的关于开示程序的观点是,一方当事人无法探求到对方律师的审判策略(trial tactics)， 例如，人们通常认为，询问哪位证人将被传唤以及将以何种特别的顺序(particular order)予以传唤，是不合适的。这些问题与可以被用来发现可采性证据之信息的出示无关。至少在联邦法院，起码在法庭审理前30天这种观点被自动出示(automatic disclosure)下列事项所替代：证人的身份、诉讼文书、以及其他准备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或者任何其庭外笔录证言准备在庭审中使用之证人的身份。[5]
如何对待保单范围(insurance policy limits)的开示，是开示程序中的一个专门的问题。目前，在联邦法院以及很大一部分州，当事人不仅可以发现有关被告所投保的潜在责任的事实，还可以发现保单所载金额范围。通常，这种信息并不能导致发现可采性证据，因此，一些法院最初裁定其开示是不适当的。然而，由于保单的存在及其所保范围对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出示就受到极力鼓励，而且在一些对开示范围施以了限制的司法区，存在一些特别规则，明确准许进行这种信息的开示。 这种做法被以下事实所进一步证明为恰当，即保单范围的出示并未严重侵犯诉讼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因此，顾及到在现实基础上解决争议的愿望，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开示应当被允许。
如果为了使诉讼得到合理的解决，被告人保单的金额范围可以被开示，那么基于同一目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被告人的一般财务能力也可以开示，尤其是当被告人是自我投保(self-insured)时。不过，与保险不同，一般地要求开示被告人的资产情况会太多地牵涉到侵犯个人隐私而一般为法庭所不允许。此类信息被认为不具有相关性，也没有特别规则用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当一方当事人的财务状况成为案件中的争点问题，这时，该当事人的财务稳定性(financial standing)和财务能力就直接与案件相关，因而相关信息是可以被开示的。 这可能发生在，例如，当要施行惩罚性赔偿时， 事实审理者必须将判偿(award)与被告的支付能力联系起来，以确定一个恰当的“惩罚”程度。[6]
二、诉前开示程序的开示范围
上文已经谈到， 开示程序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当潜在证人患病或者身体虚弱，或者在将来的法庭审理时无法找到时而进行证据保全。 这种开示可以发生在诉讼提起之前。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由于条件不成熟，潜在的原告无法提起诉讼，但是将提出的本案的关键证人即将死亡。有鉴于此， 现代开示程序规则规定了一个可以使此类证言得以保全的方法。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难题，即诉前开示仅仅被用作查明(ascertain)事实而非进行证言保全的范围如何确定？此外，如果允许进行诉前开示，是否开示只限于查明这种事实，该事实是否将会在后来的法庭审理中被采纳为证据？
对此，法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部分是由于这种情形很少见，部分是因为在诉讼提起之前很难准确地确定哪些事实具有相关性，哪些事实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即使仅仅是要达到保全证言这一基本目的，也必须容许偏差存在。
许多司法区颁布了一些规则，允许一方当事人出于准备民事起诉状(complaint)之目的而于起诉前揭示信息。[7]不过，几乎所有的法院认为，不能将它只作为判定某一案件是否存在的方法。除非、并且，以及直到可成立的诉讼之存在得以明确，开示是被禁止的。出于这个结论之故，这些关于诉前开示程序的特别规则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允许原告提出这样一份诉状，只要它不足以对抗异议或驳回申请，就可以根据诉讼开始后开示所获取的信息进行修正，那么也可以获得这一结论。[8]在即使原告提出一份有缺陷的诉状，亦允许其进行有关本案一般主题事项的开示这一点来说，规定开示只能在诉讼开始之后才能进行并没有什么害处。
三、不能予以开示的事项之一：保密特权事项
所有的司法区均规定诉讼当事人不能通过开示程序获知保密特权事项。 所谓保密特权事项，是指证据规则所认可的保密特权范围之内的信息。请求保密特权的当事人有对其存在进行确证的责任。此类事项被排除于开示范围之外是旨在保护处于特定关系之中的个人的隐私权，这些事项包括律师与委托人之间 、医生与患者之间 、牧师与忏悔者之间 、丈夫与妻子之间 的保密特权，以及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司法区的类似的保密特权。具有保密特权关系的人们无需披露他们之间的交流。促进这些关系之中的信任被认为是比为诉讼之目的而允许充分接触更为重要的事情。
此外，还存在一些证明上的限制，诸如反对自我归罪特权， 配偶一方不为反对另一方而作证的特权， 不披露机要的警察信息提供者(confidential police informants)之身份的特权。这些信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法院或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强迫而予以披露。作为一项政策，它对相关人员的保护被认为较之以由于该信息没有开示所致的任何损害更具有价值。立法者们认为强迫某人作证从而反对自己太具威迫性，并且将这种理念扩展及调整配偶之间关系的立法。 至于需要保护警察信息提供者的身份不被泄露则是源于这样一种信仰，即只有这种秘密得到保护，警察才能够获得一些关键信息。[9]
最后，时下保护第三人(third persons)的隐私愈发受到人们重视。在这一领域，一个“半截子的保密特权”(semi-privilege)似乎正要发展为制止开示可能侵害案外人隐私的有关信息。故而，例如，在一起由死者丈夫提起的非法致死案(wrongful death action)中，被告律师请求开示原告的婚外情(extramarital affairs)，法庭应当命令原告对此予以答复，不过，作为非本案当事人之情妇的姓名、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并不需要予以披露。
四、不能予以开示的事项之二：“律师工作成果”规则
在联邦初期主动开示程序规则以及类似的州规则中，并未规定对为诉讼做准备而进行的信息开示予以限制的条款。但是，在该规则施行后不久，一个与开示相关的问题开始凸显。一位律师，为了确认其已考虑到了所有相关问题，便会向对方当事人送达一套质问书(inquiries)，以查寻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所收集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1947年，在著名的Hickman v. Taylor一案中， 最高法院裁定如下：在缺乏出示需要之时，对方当事人不得要求开示律师在为诉讼作准备时所获得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律师工作成果”规则。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一位律师应当可以自由地调查所有案情，不管对其委托人有利与否，而不必担心对方当事人从中获取对已方不利的事项并将之用于诉讼；应当鼓励每位律师调查案情(case)，而非消极以待对方律师做所有的调查工作。[10]
律师工作成果规则并没有立即得到普遍认同，好几个州并没有遵循Hickman一案的判决，而是仍适用它们自己的开示规则。直到1970年，在联邦法院系统中，调整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查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B款第3项才予以颁布。许多州采纳了该规则，并对自己的相关规则进行了修改。[11]因此，开示程序的律师工作成果规则是当今一个至为重要的规则，对它的适用范围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首先，应当将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与保密特权事项规则之间的区别予以分清。保密特权信息是完全免于开示，而不管对该信息的需要是多么的强烈。 为预防诉讼或庭审而收集的信息也可免于开示，但是这种免除让位于请求方的出示需要。根据律师工作成果规则，律师的内心感想(mental impressions)受到最高程度的保护。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至少部分出于充分出示的需要——即使这种内心感想也是可以被披露的。因此，在适用律师工作成果规则时，常常需要平衡当事人相互竞争着的需要，并考虑这些相关材料是否完全属于最初导致适用该规则的利害考虑范围。
最基本的原则是，为预防诉讼而由律师准备的任何摘要(notes)、工作文件、备忘录、或者类似材料，均免于开示。对在诉讼成立之前而准备的文书和材料的保护是存在某种不确定性的：如果该信息的制作没有考虑到潜在的诉讼的话，则它不受保护，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但是如果虽然诉讼可以预料却没有诉讼请求被提出，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律师“认为诉讼具有真正的可能性，并且这种认为……是客观合理的”的情况下，这种保护是可能存在的。
令人感到有点奇怪的是，这个书面的(written)联邦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仅仅涉及文书及有形物体，而不包括律师收集的以书面形式反映出来的信息。在Hickman案中，最高法院评论道：要求律师就他关于某案的内心感想或者想法以及意见作证，这的确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如果一位律师被要求总结某事件目击证人的口头陈述，然后对方当事人利用该律师在庭审中的陈述控告证人，而该证人却是该律师传唤出庭作证的，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有些荒唐的事情。[12]显然，非书面物品需要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予以保护。将工作成果规则扩展至书面物品的主要争论是，除非进行这种扩展，否则律师就有强烈的诱因不记下任何东西，并且规避保存证人的书面陈述(written accounts)。因此，毫无疑问，现在的律师工作成果规则已扩展适用于非书面物品及书面信息。
进一步来说，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给下列信息以极为周到的保护：律师或者当事人的其他代理人关于本案的内心感想、结论、意见或者法律理论依据，[13]而不管这些信息具有书面还是非书面形式。这反映了Hickman案法庭为下列需要所作的尝试，即允许律师为案件做充分准备，而无庸担心对方坐以等待并在最后一刻利用其工作成果。
另外一个关于律师工作成果规则适用范围的问题是，它是否保护了当事人或者保险代理商，或者会计，或者类似的顾问，而非律师，为预防诉讼而获取的信息。Hickman一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一些法院对这种信息进行保护，使其免于被开示， 但其他法院并未这样做。 那些采纳了律师工作成果规则，将之作为其开示规则一部分的司法区，通常以肯定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方式是：把当事人和非律师代理人纳入到该规则的调整范围之内。将保护范围进行扩展的政策考虑是，如果没有这种规则，为免于其报告(reports)被开示，律师就有责任做所有的调查工作，而得不到他人的帮助。这样做的结果十分令人讨厌，因为它使律师做非法律性工作时，既低效且不经济。既然该规则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每一方当事人为己方的证据和辩论而进行充分调查，扩展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到为预防诉讼而为当事人工作的那些人，这应当是十分合理的。
律师工作成果规则的一个例外是，允许任何当事人获取他自己陈述的复印件。这个例外被这样一个事实所确证，即一方当事人的陈述经常可以由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用作直接证据，而不管做出该陈述的当事人是否被传唤到证人席上作证。由于该陈述很可能对事实审理者产生很大的影响，故阻止做出该陈述的当事人在庭审前对之进行审查是不公平的。
应当注意到，按照《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6(b)(3)和各州的相应规定，任何非当事人证人可以获得一份交给一方当事人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先前陈述的复印件，即使如果不是这样该陈述也是受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保护的。规定这个例外的理由是，证人可以避免在法庭审理中，当面对与给出的证言不一致的陈述时所产生的尴尬。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特别的例外规则似乎未被证实是正当的，并非每一个州都认可它。[14]
与当事人的陈述不同，证人的陈述只有当它与出庭作证之证人的证言不一致时，方可以在法庭上用来控诉某人。允许利用一个不一致的先前陈述来控诉证人这一规则的目的，正是在于帮助事实审理者判断证人是否在法庭审理中讲了实话。在不同时间说不同话的证人所面对的尴尬算不上是为该信息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因此，是否需要提供接触这种陈述的机会仍不明确。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例外规则常常遭到滥用而导致不公平。假设证人已经给了一方当事人一份陈述，然后对方律师要求获得该陈述的复印件，但是被以律师工作成果为由拒绝了。按照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请求方律师可以通过要求证人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得一份其陈述的复印件，然后将之交给他，从而切断了律师工作成果规则的保护。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当证人对寻求开示的律师持友好态度从而愿意对该请求进行合作之时。是否允许开示要依当事人或律师对证人友好与否来决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即使支持不开示的政策十分强有力，由律师工作成果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例外规则以外，所有受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保护的其他信息常常要被开示，如果请求方当事人提出了开示该信息的充分理由。
但是究竟什么才构成这种充分理由呢？在Hickman V. Taylor案这样的情形下，是很少存在充分的理由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想知道证人所了解的事实情况，并且如果该证人拒绝接受非正式谈话，该当事人通常可以传唤该证人，举行收集庭外笔录证言的听审，强制其宣誓后披露有关情况。因此，请求方当事人在未能证明证人，也许是因为死亡、年老、或者身体虚弱将难以找到时，就没有必要撤销与该信息一致的保护。[15]其他情况下是否构成充分的理由要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一些州，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不适用于披露律师之感想、结论、或者法律意见的任何材料。这种材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被开示。不过，联邦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以及采行该规则的州似乎并未明确禁止这种开示，该规则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法院应当防止开示该事项。[16]该规则是否意在于成为一个绝对的禁止性规定，或者在该信息应该被开示以前仅仅要求最大可能的必要性，这一点并不清楚。
一般来说，律师的感想和意见可以被排除在对开示请求的答复之外，而不会严重限制相关信息的开示。不过，如果采用绝对限制的办法，将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例如，如果一位律师有理由相信，对方当事人最终大概能够说明开示证人重要陈述的必要性，获取该陈述的律师可能会以问答的方式这样做，形成一种只要求回答“是”而不要求答案的问题。对此，有人争辩道，该陈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披露，因为律师的问题必然导致披露关于证据和辩论的感想和意见，并且只有这种答案也没有价值。将“律师意见”限制规则应用于防止这些情况下的必要的开示，似乎是不合适的。
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律师工作成果规则不能被用来隐藏证据或者避免案件事实的披露。只有为庭审准备而收集信息之人的想法、看法和意见才受到保护。因此，如果一位当事人将他所知道的所有案件情况告诉了他的律师，该律师就不必披露该信息，但是该当事人在受到直接询问时，就必须披露。与此相似，某位律师拟定了一份合同这样一个事实，而诉讼基于该合同而提起，并没有使该合同本身成为律师工作成果的一部分，该律师不能拒绝将之交给对方当事人以供审查。 一方当事人不能拒绝开示还未披露的目击证人的姓名，即使其为获取这一信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17]
五、专家信息的开示问题
在大量的案件中，当事人会聘请专家帮助其为案件庭审做准备。一望便知，律师工作成果规则看来包括了专家，正如其包括了当事人以及协助律师的保险代理人。的确，就专家来说，保护的需要似乎更为迫切，因为如果专家提交了一份不利的报告，该报告在庭审中可以被对方当事人用作证据，这将给聘请该专家的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除非确信专家提交的任何报告均无害处，否则没有人会聘请专家，籍此可以防止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获得关于本案证据和辩论的评价。
不过，这种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如果聘请专家的当事人决定传唤该专家出庭作证的话，此时，对方当事人必须具备一些查明专家可能会说什么的方法。的确，对方能够接触这类材料较之接触普通目击证人可能做出的陈述更为重要。专家的想法和意见可能基于其专业训练的种类，也可能是基于构成其专业技术的某些假设。对方当事人必须能够确定这些假设是什么，以便在庭审时反对它们。因此，各种不同的专业化的规则就逐步发展起来了，这些规则旨在使当事人或其律师有机会接触庭审前收集的专家信息。[18]
首先，当某位专家是一个案件的重要事实的目击证人，或者是诉讼一方当事人时， 则与诉讼前被聘用不同，其不受律师工作成果规则的保护。因此，对事故受害者进行治疗的医生可能会被问及诸如此类问题：伤员的情况、治疗的性质、以及其他类似的事项。对开示的限制仅仅限于所搜寻的信息属于特权事项之时。
有关医疗检查过程中所收集证据的特殊规则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在现代开示规则之下，一方当事人，如果其精神或身体状况处于争议之中，可以被要求接受由对方当事人聘请的一位或几位医生的检查。[19]被检查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并获得检查医生所制作之报告的复印件，不过，作为交换，其也必须提供己方医生所制作的涉及相关事项之报告的复印件。此时，有关诉讼前所聘专家之开示程序的一般规则不予适用。
但是在后者领域之外，被聘以为庭审提供帮助的专家，根据其是否被传唤出庭作证而予以不同对待。开示程序规则一般要求将为庭审之备而留聘之专家的事实和意见予以开示，而不被要求作证的专家(non-testifying experts)——与一般律师工作成果所持观念一致——可以受到限制开示范围的保护。[19]
在州一级法院，关于专家信息开示的典型条款是基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6(b)(4)的一个早期版本，该版本现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并且与此有关的一些案例也得到了阐释。按照一般的州规则，如果聘请专家的当事人欲传唤该专家出庭作证，该方当事人就必须答复其书面质询，表明该专家出庭作证的主题事项，给出所要表述的事实和意见的主旨，以及每一意见之理由的概述。考虑到一方当事人充分理解对方专家证言之性质的需要，这种接触就经常可能限制得太严。因此，一些州便授权一方当事人提取专家的庭外笔录证言，而无需寻求法院命令。 在其他州，法院有权命令进行附加的开示，诸如庭外笔录证言的提取和书面意见的披露。问题在于何时进行附加开示才为适当并没有一个标准。在一些较早的案例中，法院将开示限制在对书面质问书的粗略答复上，这种答复只给出了专家证言的十分粗略的概要，而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以告知对方当事人专家意见的根本基础。[20]对一方当事人知悉另一方当事人所聘准备出庭作证之专家的意见的性质和基础的能力进行限制，并没有得到承认。
1993年联邦开示程序规则对拟出庭作证之专家的规定作了大幅度修改。在一个明确的时间期限内，通常是不少于庭审前90天，一方当事人必须自动向本案的其他当事人披露任何此类专家的身份，并必须提供专家所准备并签名的书面报告。[21]该报告必须包括专家意见及其基础和理由，从而也必须包括该意见所立基的任何数据或信息以及任何用于支持该意见的物证。而且，该陈述必须列举该专家的各种证书、其近十年来的出版物、近年来该专家出庭作证的其他案件，以及本案中对该专家意见已付或拟付的补偿金。在这种报告得到提供后，任何当事人可以对其专家予以解职， 并可以通过其他开示手段获取其他专家的信息。[22]
当准备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没有在诉讼之前被聘请，这时应如何适用规则是一个在联邦法院有争议的问题。就拟传唤专家之当事人必须披露该专家的身份，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该专家必须提交报告，即使当事人要提供意见证言。大部分判例并不要求必须提交报告，只要该证言没有超出该专家作为一名证人的评论范围，并且其意见立基于这些评论。因此，一位提供治疗的内科医生不会被认为是为诉讼而聘请的专家，如果该医生描述了伤员的伤情和治疗，并且基于此提出了关于致害原因及康复治疗措施之意见的话。[23]如果该医生超出了作为一名证人的评论范围而提供了基于事实而非那些在护理和治疗过程中查明的情况的意见，则其成了“留聘”专家，要受到那些规制诉讼前所聘人员之规则的约束。
在诉讼的通常进行过程中，当对方当事人不打算传唤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时，当事人被禁止要求开示对方当事人所聘专家的意见或者调查结果以帮助其为诉讼做准备。不过，关于此规则有一个例外，即情况特别致使对于寻求信息之当事人来说，获取己方专家意见为不可能或十分不可行。[24]这可能发生在诸如此等情形，即当事人聘请了唯一可能得到的专家，或者当事人所聘专家有机会研究这样一项特别的证据，而该证据在对方专家有机会对之进行检验之前就已遗失或者毁坏。有判例裁定认为，当获取双联式证据（duplicate opinions）变得“司法上禁止”时，开示便是适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