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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应增强透明度与说理性

周海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民法院对民事裁判文书进行改革，必然涉及民事判决书的改革。现行民事判决书存在的问题较多，笔者认为，对民事判决书进行改革，首要的问题是增强判决书的透明度和说理性。

　　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是指判决书通过载明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及案件事实和适用法条的具体内容，以增强公开性，满足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民事判决书的说理，是指判决书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评述，明辨是非曲直，确定当事人责任的论理过程。

　　目前，民事判决书对诉讼过程的许多内容仍未公之于众，还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影响了判决书的透明度；同时，民事判决书不注重说理、说理苍白无力的现象仍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判决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阻碍了公正司法。通过对部分民事判决书的分析，笔者发现判决书在透明度和说理性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民事判决书透明度存在的问题：一是案件由来及审判经过行文程式化，反映不出诉讼的具体情况；二是判决书为了回避分歧，掩盖矛盾，避免当事人找麻烦，有的内容该叙述的没有叙述，证据该引用的没有引用；三是判决书叙述的案件事实的基本要素不完备，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案情；四是判决理由的公开性较差；五是判决书所适用的法条只交待了条、款、项的序号，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不知道法条的具体内容，使人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容易产生误解。

　　民事判决书说理存在的问题：一是判决书不说理、说理不充分或说理论证空疏，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二是判决书说理态度不鲜明。对当事人提出的观点和主张，没有明确的态度，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法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无法辨清；三是说理缺乏针对性。理由论证习惯于使用套话、空话，理由表述公式化、概述化的现象较为严重，没有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造成案件理由千篇一律、千案一面，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四是判决书对证据仅作列举，缺乏对证据进行分析论证；五是说理论证及事实认定的推理不严谨，六是对案件所适用的法条不进行论证，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反映不出案件的事实与适用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

　　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不高，制约了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司法知情权，不利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有效监督。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不强，导致当事人不知道自己赢在哪里，输在何处，难以信服判决的公正性，使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如何增强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和说理性，笔者就此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要增强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必须将诉讼的全过程及案件事实、说理和适用法条的内容在判决书上予以公开表述。具体地讲，增强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判决书首部“案件由来与审理经过”部分，除写清判决书的基本要素外，还应公开写明：立案时间、开庭时间、证人到庭情况、转换程序情况、追加、变更当事人情况、反诉情况以及延长审限、管辖权异议、中止审理、财产保全等情况。

　　2．对庭审的全部过程（包括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特别是认证的结果和认证的理由应予以公开。

　　3．对事实部分要客观、全面地公开表述。要写明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各自所持的理由及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对判决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事实要素的叙述应明确、具体、完备，让人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一般应包括：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情节，纠纷的后果，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提供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证据的表述不要只写证据名称，应写明证据的形式、来源及其所证明的问题。

　　4．对判决理由应予以公开。公开表述的理由应包括案件的定性理由、确定当事人责任的理由论证及适用法条的理由。

　　5．为了免去当事人查阅法律条文之苦，且便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直接从判决书上了解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及裁判结果之间的联系，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除援引法律条文的条、款、项的序号外，还应写明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

　　6．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由于有的当事人不知道有申请执行这一程序，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执行，以致丧失了申请执行的权利。为了增强人民法院工作职能的透明度，明确当事人享有申请执行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将执行权及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在判决书上予以公开载明。

　　判决书要做到说理透彻、论证有力，必须要改变目前判决书不讲理、理由不充分的现象，要将事理、法理、情理融汇于判决书之中，使判决书无懈可击，令人折服。要达到这一目的，制作民事判决书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判决书说理必须立足于事实，注意事理分析，以事以据论理。判决书在叙述案件事实时，要做到叙事寓理，特别是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应逐一分析、认定，以明辨事理。判决书的理由阐述，必须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论证阐明理由时，应以法院认定的事实为基础，进行分析论证，对是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应根据事理进行论述并作出明确的表态。

　　2．着眼于法律，以法论理。对当事人适用法律所坚持的不同意见，应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针对当事人的行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析论证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哪些诉讼请求合理、哪些诉讼请求不合理。对案件所适用的法条，应予以解释，并从法理上、法律上进行充分地论证，阐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内在联系，分清是非，明确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

　　3．说理要注重逻辑性。为了使判决书说理逻辑严密，在具体地论理过程中，要做到瞻前顾后，不要顾此失彼，使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互相照应，协调一致。

　　4．判决书论理要克服千篇一律、千案一面，必须重视个案各理，加强说理的针对性。要坚持从个案的实际情况出发，紧紧围绕个案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诉辩主张是否成立、诉辩意见是否采纳，进行逐个论理和逐一评述。

　　5．加强判决书的正反说理。判决书对当事人所持理由的支持和驳斥应详细阐述，通过正反说理，使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

　　只要增强了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和说理性，就会减少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不公正行为，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民事判决书也就会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和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


本案杨中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滑力加 杨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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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简介]

　　被告人杨中和苗生都是宁夏固原市三营镇农民。2003年，二人在内蒙呼和浩特市打工期间，认识了在呼市做小生意的马军。今年4月6日10时，杨中骑摩托车接马军。马军对摩托车十分好奇，遂向杨中借上这辆摩托车开着玩。不料撞上一录像厅老板，将其裤子挂破。录像厅老板向马军索要260元赔偿金。由于二人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钱，录像厅老板就将摩托车扣下。杨中遂给苗生打电话求助。苗生赶来，借给马军100元钱，了结了此事。

　　事后，苗生提出以该摩托车为抵押，从马军父母在呼经营的粮油门市部赊购7袋面粉，再借500元现金。马母同意后，马军和杨中按苗生的要求拿上500元现金，又雇车将七袋面粉运到呼市新城区红旗街交给王平（同案在逃）。

　　苗生和王平在此过程中感到马军家中可能有钱，就预谋绑架马军，然后向马家索取钱财。苗生打电话给马军和杨中，让二人到呼市火车站一旅店来见他。当日14时许，当马军和杨中来到该旅店时，看到店门口有两个陌生人。二人一进屋，两个陌生人就守住门口。接着苗生将房门关上后，先一脚将马军踹倒，随后就问马军：家里有钱没有。马军说没有。苗生就从杨中腰中抽出杨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用刀尖逼在马军的大腿上，问马军到底有钱没？马军说有也只是一两千元。此时王平进来，又从苗生手里拿过匕首，再次逼问马军家中有没有三万元？马军仍说有也是几千元。王、苗二人不信，继续殴打马军。后又让马军给家里打电话，要2万元人民币。期间，杨中看到这种场面，就劝阻苗生不要这样干，结果遭到苗生殴打。

　　马军在苗、王二人的逼迫下，被迫给家里打电话，说有个人要“借”两万元钱买汽车，自己现在不能回家。马母在电话中说家里没有那么多钱。苗生只好改为先拿2000元，马母表示同意。

　　于是苗生就让杨中到马军家去取钱。苗生和王平与另二人则将马军转移到呼市公安厅东面一家招待所等候。

　　马军家接到电话后，立即意识到儿子出事了，当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所以当杨中一到马军家，就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杨中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后在杨中的配合下，公安人员将前来取钱的苗生抓获。马军也乘机逃出。

　　[分歧]

　　在对此案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对苗生涉嫌构成绑架罪没有异议，但对于杨中的行为性质是否涉嫌犯罪产生异议。

　　一种意见认为：杨中在这起绑架案中，事先没有预谋，事发时又竭力劝阻，还因此遭到苗生的殴打，这说明其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虽然杨中有去马军家取钱的行为，但这是被胁迫的。况且杨中被抓获后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从而使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苗生，解救了人质。故认为杨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建议对杨中作出无罪不起诉的决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杨中虽然在这起绑架案中事先没有参与预谋，事发时又曾加以劝阻，但其最终还是服从苗生的命令，去马军家取款。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参与到绑架行为之中了。但其地位应当属于共同犯罪中的胁从犯，可起诉到法院，建议法院根据《刑法》中关于胁从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根据司法实践，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行为人有事先预谋的，也有事先没有预谋的而临时参加的。

　　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分工，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本案中，杨中的行为应当属于胁从犯。

　　所谓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共同犯罪的人。

　　就拿本案来看，杨中一开始并不知道苗生等人要绑架马军。当苗生等人开始实施绑架行为时，杨中首先持反对态度，进行劝阻。杨中为此还遭到苗生的殴打。这种殴打行为就是共同犯罪当中的胁迫行为。

　　在绑架案件中，绑架人质只是一种手段，索要钱财才是真正目的。苗生等人绑架了马军，并由杨中去拿钱，这是一种行为的两个阶段，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而杨中就是由一个开始不同意，后来在他人胁迫之下参加到绑架行为之中的共同犯罪嫌疑人，是后一阶段参加进去的行为人。

　　胁从犯不同于身体完全受到强制或者精神处于不知状态的人。如本案中的杨中，一开始他受到胁迫，在现场他既无法反抗，也无法离开。虽然受到胁迫，但他也没有对马军实施任何行为。这时的杨中虽在现场，但并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但当苗生指令他去马家取钱时，此时的杨中因为已经恢复了行动的自由，在这时有三种方式可供杨中选择：一是离开犯罪现场后，一躲了之；二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绑架人，解救出人质；三是听从苗生之言，去马家取款。这是关系到杨中罪与非罪的重大选择。如果杨中选择了前两种方式，那他就不可能被抓捕。遗憾的是杨中是一个智力健全，能够辨别是非的正常人，他明知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但他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从而使其不但有了共同犯罪的故意，而且实际上加入到这场犯罪行为之中。

　　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这里要注意分清免除处罚和无罪的区别。免除处罚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因其情节或法律规定不予处罚；不构成犯罪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根本就不是犯罪。

　　由此不难看出，杨中的行为已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其行为的性质不是是否构不构成犯罪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罚的问题。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杨月厚 滑力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