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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假出资罪的犯罪既遂与继续的刑法思考

湖北 武汉 王培荫


一、 我国《刑法》第159条1款中对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规定。
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2%以上10%以下罚金。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1年4月18日）第3条中规定：
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出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追诉：
1、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给公司、股东、债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1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
2、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
（2） 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3） 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4） 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三、 对虚假出资罪中虚假出资行为的分析。
本罪中虚假出资行为，即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笔者认为，此处的公司法应该包括我国公司法但是不仅仅限于公司法而应包括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在内），未交付应当交付的出资额（含货币、实物）或者未办理出资额中的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行为。本罪中的虚假出资行为属于不作为。所谓不作为，即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此处，行为人作为公司股东，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负有真实出资的义务，即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且这种义务是能够实行而行为人却不实行的，并造成或可能造成侵害公司、股东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危害后果；因此该虚假出资行为构成不作为。
四、不作为犯罪的既遂。
不作为犯罪的既遂是指第一，行为人必须具有犯罪的意思。本案中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虚假出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具有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行为人认识到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有真实的出资义务否则可能侵害公司、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而拒不履行，说明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性，并希望这种结果出现。第二，行为人必须着手实行犯罪。其不作为行为的时间起点应以法律规定行为人应当履行真实出资行为的时限为准，当该时限届满就可以认为是犯罪行为（不作为）的着手。第三，必须齐备了犯罪的全部要件。不真实出资的不作为行为一直延续，直至犯罪结果------上述《规定》中列明的情形出现：一是给债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50万元人民币以上；二是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即债权不能履行之日起或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之日起，就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虚假出资犯罪已经既遂。法定数额的债权不能履行之日或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之日，即虚假出资犯罪既遂之时。正如，一个投毒的犯罪人，长期多次对被害人偷偷的进行投毒行为，而最终导致被害人受伤或死亡的后果；则犯罪人第一次投毒视为犯罪的着手，而与第一次投毒相隔很长时间后，直至被害人受伤或死亡的危害结果的出现，一般才视为犯罪既遂。
五 、不作为（虚假出资）犯罪的继续。
继续犯是犯罪行为自着手实行之时直至其构成既遂、且通常在既遂之后至犯罪行为终了的一定时间内，该犯罪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状态同时处于持续过程中的犯罪类型。所谓犯罪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状态同时处于持续过程中是指犯罪行为一直处于实行状态而不间断，且该犯罪行为引起的不法状态与行为也一直同时处于不间断状态。此处不作为的行为（虚假出资行为）自虚假出资之时起至法定的要件齐备（直至出现《规定》中列明的各种情形之一），构成犯罪既遂。而自着手至犯罪既遂再至犯罪终了的一段时间内，该不作为的行为（虚假出资行为）一直持续而未间断；同时，该不作为引起的不法状态--------未履行法定出资义务而违反公司法规范的状态，一直没有间断；并且该不作为行为和不法状态同时并存，仍未因行为人履行法定的真实出资义务而中断。因此，行为人的犯罪自法定要件齐备时既遂，既遂后一直处于持续而未中断，构成继续犯。
六、 我国《刑法》中对继续犯追诉的时效规定。
《刑法》第89条1款，“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第87条1项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


以坐标表示：
犯罪着手 既遂 犯罪继续
|———————————————|——————————|---------------
法定的出资期届满日 法定的结果出现日 今天
（不作为行为开始----------------------行为持续、并且不法状态持续至今）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多年的求学与求索让我几乎一贫如洗，是他们的支持和宽容伴我在艰难中一路前行。）


　　正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小额诉讼标的额拟再次调整，由二审稿“绝对数”1万元以下，修改为“相对数”，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为准(8月28日《新京报》)。

本次民诉法大修，小额诉讼制度因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诉讼效率，被视为修法亮点之一。笔者认为，采用“相对数”标准来确定小额诉讼范围，是非常恰当的选择。它既适应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解决了法定标准容易滞后的难题，可谓一举多得。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数”应当成为我国数额立法的通行模式。

关于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稿规定为“5000元以下”。对此，人们认为它难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个标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显得过低，如大幅提高，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又会大大缩小普通程序诉讼的范围。因而，人们对于二审稿规定的“1万元以下”，也认为不妥。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对数”思路，在三审稿中得以体现。

之所以称“相对数”是比较恰当的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差别较大，规定一个“绝对数”往往会出现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是标准过低对减少普通程序案件作用不大;二是标准合适能够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三是标准过高小额诉讼范围太大。无论标准过低或者过高，都不利于恰当控制小额诉讼规模，较好地减轻法院负担，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公民讼累，都与立法目的不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一个确定的数额难以与时俱进，要么很快滞后，要么频繁修法，都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权威和尊严。同时，同样数额的争议额，对不同财富占有水平的人们而言，其意义和重要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时完全不同，因而争议双方对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要求也有不同，所以不适合实行全国统一的固定标准。

“绝对数”作为法律标准的情形，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比较普遍，比如刑法中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许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罚款的具体数额(这是数量最大的一类)。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法律标准具体、明确，没有回旋余地，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自由裁量权。但它的具体和明确同时也意味着僵化和凝固，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特别是通货膨胀之后，十年前的1万元与今天的1万元相比，其对主体的权利内涵和影响显著不同，无论是争议还是处罚，其法律后果的实际影响力大大减小，比如十年前罚款1万元，处罚对象可能感到“肉痛”，完全符合“责罚相当”原则，而在今天对处罚对象而言或许已变为“罚酒三杯”，难以做到“责罚相当”了。这就是法律标准“绝对数”的缺陷所在，也是一些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违法主体对法律处罚不以为然的重要原因。

从立法实践看，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近年来的不少立法都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相对数”法律标准，比如国家赔偿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以及见义勇为奖励保障方面的法规政策，都倾向于规定一个“相对不确定”的赔偿标准或奖励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数”标准并非完全不确定的标准，也不意味着完全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其实它在法理上属于准用性规范，是一种相对不确定的标准。比如上述的小额诉讼标的额，它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但它在特定地区的具体标准，每年都是确定的，因为它参照的“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由法定机关发布的，具有法定性。今后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应多采用这一模式规定法律标准，从而真正让法律成为“活的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