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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
　　　　　----以两个不同程序诉讼案例为视角

王礼仁


　　“婚姻登记瑕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从目前使用的特定语境看，所谓“婚姻登记瑕疵”，就是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不属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无效婚姻（又称绝对无效婚姻）和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又称相对无效婚姻）。“婚姻登记瑕疵”的范围很广，包括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登记结婚、使用虚假户口或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因疏忽婚姻姓名登记错误、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越权管辖婚姻登记，等等。凡是无效婚姻（包括相对无效婚姻）之外的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都属于“婚姻登记瑕疵”。
　　实践中，对于“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多数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极少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宣告婚姻无效，还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都是认为婚姻无效，都是以婚姻登记上姓名为婚姻当事人。那么，这种处理是否正确？“婚姻登记瑕疵”到底应当如何处理？有待研究，下面结合两个案例具体分析。

　　一、实例介绍——先看两个具体案例：

　　案例1：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袁姐与袁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生于1979年9月11日）。2004年8月18日，袁妹与蒋某登记结婚时，袁妹未找到自己身份证就持袁姐的身份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因袁姐与袁妹是双胞胎姊妹，长相十分相似，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发现，便进行婚姻登记。袁妹持上述结婚证与蒋某同居生活。而早在2001年12月25日，袁姐持自己身份证已经与王某登记结婚。
　　后因袁妹与蒋某感情不和，2010年初，袁妹在百般无奈下，在城区找到一位律师，起诉与蒋某离婚，自己抚养女儿。
　　在诉讼中，律师发现袁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与其丈夫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不相符，袁妹结婚登记时的身份证是其姐姐的。律师得知，袁姐早在2001年便已登记结婚，因其身份证两次被登记结婚，按现行婚姻法的相应规定，已构成重婚。
　　律师建议先由袁妹撤回离婚诉讼，改由其姐先行打行政诉讼官司，撤销袁姐与蒋某的重婚。
袁妹便撤回了离婚诉讼，由其姐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袁姐与蒋某婚姻无效。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遂判决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

　　案例2：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刘红玲未婚先育而没有达到婚龄，便借用其姐姐刘路英身份证，自己照片与赵光武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二人以夫妻名义在宜昌市居住生活。2006年底，被告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8年4月21日，刘红玲凭结婚证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补开了女儿赵寒晶的《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上登记的赵寒晶父亲为赵光武，母亲为“刘路英”。
　　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看过我的《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他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我磋商。我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我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被告经依法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在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宜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处对刘红玲与赵寒晶作亲子鉴定，结论为：赵寒晶与刘红玲具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后又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二、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
　　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二、两个具体案例的诉讼路径和实体处理法理比较分析

　　1、从程序上比较
　　（1）“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此案，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以及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体现了经济、便捷、高效原则；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这也是“全国婚姻第一判”，具有里程碑意义。
　　（2）“案例1”则将一事分为三诉，一案办成三案，拖拉繁琐，耗时费力。一案办成三案就是：离婚案（撤诉）；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案。而且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并没有真正解决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只是解决了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

　　2、从实体处理上比较
　　（1）“案例1”案件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案例1”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这个定性是错误的。袁姐与蒋某并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更没有共同生活，婚姻何有？因而，这不是婚姻无效，而是婚姻不成立，即袁姐与蒋某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婚姻无效。如果把上述身份被他人冒用认定为婚姻成立，那一个未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已婚者？一个已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重婚者，并受到重婚罪的法律追究？袁姐既然属于重婚，为什么不追究法律责任？袁姐之所以不能追究重婚责任，原因就是定性错误。
　　其二，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到底如何？“案例1”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用宣告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代替处理了袁妹与蒋某的婚姻。这样处理，在程序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空挡”遗漏现象，使袁妹与蒋某婚姻无法进入实质审理。在实体上，袁妹只是一时找不到自己身份证，为了“救急”，使用了姐姐身份证，因此否认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成立和效力，没有法律根据。对此，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有详细论述，2010年《人民司法》（应用）11期也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案件比较圆满、科学。

　　首先，“案例2”判决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而不是无效，这比“案例1”准确。
　　其二，“案例2”判决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是正确的；
　　其三，“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一案中解决了刘红玲、刘路英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并同时解决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等，案件处理的很完美。

　　这里对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要作一个特别强调和说明。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婚姻之诉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日本人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或撤销、离婚或其撤销之诉作出的判决对第三人亦发生效力。《德国人事诉讼法》第640条之8规定，“判决在当事人生存时确定的，该判决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均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局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三、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

　　通过上述两个案件比较，不难知道，婚姻瑕疵纠纷应当选择民事诉讼之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不直接处理婚姻瑕疵纠纷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比如，王某与陈某系叔嫂关系。2004年6月28日，原告王某与陈某的哥哥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因陈某的哥哥当时无身份证，故借用陈某的身份证与王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身份信息是陈某的，但照片是陈某哥哥的)。王某在得知该行为违法后，于2008年1月28日诉至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与陈某离婚。


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

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805
我国《刑法》第6
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适用本法。”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该款即我国刑法空间效力属地原则的规定，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属地原则，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如何理解《刑法》第6
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哪些属于该款中中提到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及如何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内犯罪”。鉴于我国刑法学界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多有与我国参与的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国际法学界以及刑法规定本身内在逻辑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笔者愿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望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在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上，我国刑法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我国船舶、
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属于我国领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

从刑法效力角度看，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涉及到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是在我国登记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二是对在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对前者的回答必须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为基础，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只能以我国领域的范围为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概念，因为一国的刑事管辖权不仅包括属地管辖，而且也包括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和专属管辖（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用来表示一国对该国船舶行使管辖的崭新的概念），除属地管辖外，后四种管辖的范围都与特定的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国的领域则是一个必须有明确地域界限的概念，因为所谓一国的领域是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地域范围，因而一国的领域只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定及国际惯例，应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理解为我国的领域，对在上述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犯罪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的这一理解，不仅不符合国外刑法学界、我国国际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更是违背国际法有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规定的精神。

（一）我国的船舶、航空器不应解释为我国领域

在一国登记注册的船和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域，在国际法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除少数人外（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296页；
李恩慈：《论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立法完善》，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88页。），
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不论是国家所有或是私人所有，都是该国的“拟制领土”，旗籍国应对其享有属地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将船舶、航空器视为旗籍国的浮动领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尽管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认为认为对船舶、航空器适用旗籍国刑法属于属人管辖（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84页。），但是，根据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学说（有争议！）（惊叹号为原作者所加—笔者），公海上的船舶是船旗国的国土”（注：
［德］英戈·冯·文希： 《国际法教程》， 知识出版社（1997），324页。）。而且我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人认为，
国家属地管辖权中的“属地”“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领空，也包括在该国注册的船舶、飞机、航空器和航空器”（注：陈致中：《国际法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第61页。）。从各国刑法立法例的角度看，将对船舶、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本国刑法，规定在刑法的属地效力内的立法例也不鲜见（如法国刑典）。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以下三条理由，不宜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视为我国“领域”。由于航空器问题与船舶问题颇有相似之处，这里就主要分析对我国船舶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我国刑法，不宜理解为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原因。

1.将一国船舶视为旗籍国领域的延伸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不符。
关于对船舶上发生的犯罪管辖权问题，目前国际上有关船舶地位最全面、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国际法依据，是我国1996年5
月参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笔者在国内尚未见根据该公约解释船舶地位的有关论述，但根据该公约的有关规定，应该说任何国家对在本国领域外的任何船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视为“该国的领域”。


严格地说，国家的领域是一个国际法中的概念，其内涵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在一般情况下，
一国能够完全行使排他性的主权管辖的地域范围，就是该国领域的范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及邻接的……领海”。根据“不属于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土地是不能称为国家领土的”（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籍国可以对其行使属地管辖的传统观点。按笔者的理解，即使在公海上也如此。因为，该公约第89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有效地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对一国船舶在公海上的地位问题，《海洋法公约》第92条专门规定，“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这显然是明确地用“专属管辖”这一崭新的概念，否定了传统国际法有关船舶地位的“属地管辖”或“属人管辖”理论。


此外，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一切民间或国有商用船舶等不享有完全豁免权的船舶，如在公海上涉嫌海盗、贩卖奴隶、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等非法行为，他国军舰、军用飞机有登临检查权（第110条）；
如有上述非法行为，他国可以逮捕、扣押有关人员和船舶（第105条、第109条）；上述船舶如果有违反沿海国法律和规章的行为，即使已经脱离他国领域，沿海国有自该国内水、领海和毗邻区开始的紧追权（第111条）。


特别应说明的是：根据该公约第32条、第95条和第96条规定的精神，就是在公海上的一国军舰和“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也不应该理解为国家领土的延伸。因为，上述条文在规定旗籍国对该类船舶拥有的不属非旗籍国管辖的权利时，使用的也不是与国家领域有关的“属地管辖”，而是一个与主权相对应的概念：“完全豁免权”（关于豁免权的性质，笔者将在分析外交特权与豁免时说明）。

上面有关分析说明，就国际法的角度讲，在1995年3月15
日我国政府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前，认为我国的船舶是我国领域的延伸，因而在刑法空间效力问题上应适用属地原则，应该说还有一些道理。但是，在此之后再坚持这种观点，就很难说和我国有义务遵守的上述公约规定的精神相符了。

2.坚持一国船舶是旗籍国领域的延伸，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不符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土地完整是当代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当代各国规定刑法空间效力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国的领土是该国行使主权的“对象和空间”、“尊重一国主权就应首先尊重一国领土完整，而尊重该国领土完整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表现”，是当代国际法学界的共识。由于国家领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因而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相互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就表现为一国领域内不允许他国领土的存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条规定，一国的内水，领海等都属于沿海国领土主权的范围。如果承认一国船舶是旗籍国领域的延伸，无疑是说在我国的内水和领海范围内，将会出现“将存在着不断变化着”外国的领域，出现外国的领土和我国领域并存并立，相互竞争的情况。用一国船舶是“拟制领土”的理论，来解释外国船舶在我国领域内的地位，难免有侵害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之嫌；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我国船舶在他国领域内的地位，在国际法学界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认为符合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在我国国际法学界，认为“根据领土主权原则，沿岸国对其港口内的外籍船舶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注：王铁崖主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