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宪法修改的几点意见
王能干 徐厚清
我国现行的宪法颁布于1982年12月4日，后历经三次以“修正案”的方式作出的修改，共有17条条文。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的制定，修改现行宪法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学者普遍认为，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甚至制约和限制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良性发展。如果宪法不加以适时适当的修改，就无法体现宪法所追求的最高法律价值，更难以指导其他法律调整各项社会秩序，规范各项法律关系。虽然形势的发展有“逼”着宪法修改的趋势，但修改的原因、哪些法律属于宪法的范畴需要加以修改、如何修改宪法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否则，盲目修改，只会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以及对宪法功能的损害，从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下面笔者仅就宪法修改的原因、哪些法律属于宪法的范畴需要加以修改以及如何修改宪法谈谈几点浅薄的意见，与各位学者切磋。
一、关于修改宪法的理由
目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的国家都会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专门的宪法修改程序，或者直接将宪法称之为“永久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修改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是毋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不会明确地说，修改宪法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修改宪法。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为了弥补宪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用一个词概括来说，就是“拾遗补漏”。因为实际的社会瞬息万变，再高明的立法家也无法预料十年后或者五十年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面貌，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和冲突又将如何变化。为了适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宪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之必要性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但是这两点理由果真就是修改宪法的最适合的理由吗？笔者认为，修改宪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以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这里的价值目标包括几个层面，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法律方面的目标。当依照现行的宪法所涵盖的指导人们实践的一些规程无法达到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或者最高价值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会有两种结果的出现。一种结果是对宪法进行修改，另一种情况是对最高价值目标的修正。举例来说，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共同纲领》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国家对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笼。而到了1975年，“左”的思想肆意横行和泛滥，国家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重点，因此，1975年宪法可以说是宪法规定与最高价值目标不重合导致修宪的典型产物。再从宪法具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看，现在普遍认为修宪时应当增设的“迁徙权”，为什么会在1954年的宪法里规定有这一条而1982年宪法却没有呢？是因为1954年时我国实现“迁徙权”有现实的基础而1982年却没有呢？不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1954年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模式下公民可随意选择定居地，是一种追求和向往，而1982年制宪时却认为迁徙权只会导致国家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宪法里规定某一项内容时，并非就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是在宪法里要反映人们的最高价值目标。再如现在很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宪法中增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公民应当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是公民的财产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去考虑，只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种推理的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否都是合法财产呢？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去保护非法的财产呢？第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当算是一种最高的价值目标，一旦这种价值目标与现行宪法规定不重合时，就必须对宪法予以修改或者对最高价值目标进行修正。而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某个时期并非都是正确的，当错误的价值目标被写进宪法，只会导致混乱的产生。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宪法修改的深层次原因不是要对宪法进行“拾遗补漏”，而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而宪法修改的前提就是要审视这种最高价值目标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适当的修改不如不修，而错误的修改则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严格宪法修改程序的对象应该包括宪法性法律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宪法修改，仅仅停留在修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上。即通常据说的严格限制修改宪法、规定宪法修改的主体、程序等一系列内容都只是针对1982年宪法的。笔者认为，严格宪法修改的程序，不应只针对1982年宪法，还应包括宪法性法律。对这些宪法性法律的修改，亦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将它们放在同1982年宪法同样的高度来对待。笔者认为主要的理由有：
（一）根据一般的理解，我国宪法的源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单就宪法性法律而言，它们的效力层次如何定位？是等同于一般的法律，还是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典或者说等同于宪法典？我们说，规定法律的效力层次，主要目的不在于给法律排座位，评判谁优谁劣，而在于解决一部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内容上的冲突与不协调，以哪一部法律为准则来解决这种冲突和不协调的问题。基于法律的效力层次而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要审查或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虽然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极少，但毕竟这一问题日渐凸现，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而这里所说的是否合宪中的“宪”是不是单纯的指宪法典呢？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解释，包括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及其他宪法规范。目前我国的宪法性法律有国籍法、选举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虽然它们和宪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各自分工不同，后者主要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前者则规定了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重要的原则，但二者所规定的内容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对其他法律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二者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是平等的。
（二）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遵循严格的程序。因为如前所述，宪法性法律规定了国家重要的制度和原则，对其修改看不重要，实则会隐性地在某些根本性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我国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如将省级人大与全国人大农村与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改为“四比一”；乡镇选举委员会交上一级人大常委会领导等。立法机构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这了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而如果频繁地对宪法性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即使立法或修改意图是良好的，有时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如我国宪法规范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之取得是依据宪法和国籍法等法律的。我们不能说这两部法律中，哪一部的规定就不重要。而如果对《国籍法》中取得公民身份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有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公民身份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其公民权利的实现。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对宪法性法律进行修改，而影响到了宪法的作用。因此说，应当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进行严格的限制。
（三）宪法性法律要统领其他法律，其严肃性相当重要。而严格限制对其修改，是稳定其他法律的根基。目前我国宪法性法律的主要修改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笔者认为无不妥之处，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有别于对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序，或者建立起类似于对宪法典的修改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
三、宪法修改的内容
目前学者对将来进行宪法的修改，主要的争议在于修改的内容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将“三个代表”思想写进宪法，有的认为应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有的认为应对我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修改，建立“大司法”体制，还有的认为要在宪法中完善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在此笔者不多加评论，仅就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谈些意见。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采用了列举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比较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如果宪法对公民的有些权利没有规定，那么会给实践中执行部门法时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多年来学者普遍要求在宪法在对公民的权利给予更多详尽规定的同时也应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免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宪法规定存在空白时，法律疏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于未来修宪时应当增加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当增加“无罪推定”的原则，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是“未经法院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或者是“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均是无罪的”。
（二）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得受剥夺或者被限制。
（三）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应加以充分的保护，对于合法的财产或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的财产都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
（四）适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以不损害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为前提。
（五）规定公民拥有迁徙权。
（六）规定公民有权在精神受到损害时提出赔偿要求，并且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以及具体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法律规定的标准。
（七）对于宪法没有列举的某些正当、合理的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公民在这些权利方面的丧失或者剥夺，公民有依法获取国家保护其正当、合理权利的途径。
主要参考书目：
1、《宪法》，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宪法变迁论》，秦前红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3、《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刘茂林，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上官丕亮、秦绪栋，载于《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5、《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夏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童之伟，载于《法学》2003年第1期；
7、《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宪政制度》，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3期。
关于开展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军人才选拔活动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开展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军人才选拔活动的通知
新出厅字[2010]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加大对新闻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选拔力度，根据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工作安排和《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遴选与培养实施办法》（新出人[2007]70号），定于今年组织开展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军人才选拔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是新闻出版行业高层次人才的“国家队”人选。做好选拔推荐工作，对于推动行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加快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中央各部委组织人事部门要予以大力支持和配合，按照《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遴选与培养实施办法》的要求，积极开展人选推荐工作，严格按照条件推荐，规范推荐工作程序，切实做好人选推荐工作。
二、推荐范围
本次领军人才遴选范围主要包括图书、电子、音像出版单位；数字网络出版单位（包括数字出版内容提供、数字化加工、数字内容平台投送、手持阅读终端生产单位等）；报纸出版单位；期刊出版单位；印刷复制单位；出版物发行单位；新闻出版类高等院校、设置新闻出版专业院系高校以及新闻出版研究机构。
三、推荐对象
在上述单位（部门）业务、学术、技术、经营管理、科研、教学等岗位工作10年以上，取得突出成果，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人员。应具有在业务、学术、技术、经营管理、科研和学科等方面的领军、带头能力。
四、推荐条件
要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切实把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公认、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推荐出来。2010年推荐人选年龄要求为50岁以下（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45岁以下（196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要占有一定比例。
推荐人选政治立场坚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新闻出版导向，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德高尚，诚实守信，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创新精神，成绩突出、业内知名、群众公认。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策划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学术价值、资料价值、使用价值、艺术价值和其他文化传承价值的出版物，博学多才、功底深厚，在编辑理念、编辑方法上有创新，并对编辑活动产生显著影响。
2.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对新闻事件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及时准确地辨别和反映时代发展的方向、要求，弘扬社会正气，营造良好氛围，采写（拍摄）和编发的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在国际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塑造国家良好国际形象，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做出突出贡献。
3.具有较高的新媒体技术水平及印刷、复制、生产技能水平，掌握前沿技术，带领团队在开发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等方面卓有成效，在工艺流程创新以及提高出版物质量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4.在出版物营销、版权贸易与服务、出版物制作及装帧美术设计等领域有新思路、新方法、新成果，成绩显著，并对所在领域产生较大影响。
5.有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善于管理创新。在推进本单位改革发展中取得突出成绩。带领的单位（部门）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打造品牌、资本动作、兼并重组、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方面成绩显著。积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和激励人才，单位内部管理高效规范。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构建和谐单位，取得显著成绩。
6.在新闻出版行业相关专业研究领域,承担并完成了有重大学术价值及实践价值的科研课题，发表、出版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论著，对解决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创新思想贡献，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在新闻出版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教材开发、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做出重要贡献。
凡有买卖书号、刊号、版号行为，参与伪书制作、侵权盗版等非法出版活动或有其它违规违纪行为的人员不得推荐。
五、推荐程序及要求
1.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出版单位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新闻出版总署直属各单位，负责组织本省（区、市）、本系统、本单位的评选推荐工作，统一审核并向新闻出版总署推荐人选。
2.评选推荐工作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逐级审核、专家评审、差额确定的方式进行。推荐人选要先在本省（区、市）、本系统或本单位进行公示。
3.各有关单位要对此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掌握参评条件，规范评选程序，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实事求是、群众公认的原则，真正把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推荐评选上来，保障此项工作顺利进行。
六、推荐名额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中央有关部门按业务、学术、技术科研、经营管理等四类人才分类别推荐人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推荐人选总数不超过5人。中央各有关部门推荐人选不超过2人，中央有关部门所属新闻出版单位超过10家的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可适当增加推荐人选，总数不超过4人。新闻出版总署直属各单位原则上推荐人选1人。
2.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和“千人计划”的人员，可以直接申报，不占推荐名额，年龄可适当放宽。
七、奖励办法
评选结果确定后，由新闻出版总署对入选的第二批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予以表彰并颁发证书，列入行业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分批次参加培训考察活动。同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
八、申报材料要求
1.推荐领军人才人选需报送：推荐单位出具的推荐函（要求写明推荐人选产生、公示及决定的过程）、《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人选推荐表》及15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直接申报的人选还需提供相关证书（证明）复印件。
2.《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人选推荐表》采用统一的电子模板，可从http://www.gapp.gov.cn下载。一个推荐表作为一个电子文件，文件名采用人选姓名。表格填写完毕后连同事迹材料发送电子邮件至yangxuejuan123@126.com，同时打印三份，并签署意见和盖章。
3.材料要按时寄送到新闻出版总署人事司。材料收取截止时间为2010年9月15日，逾期不再受理。报送材料时务必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52
联系人：徐胜帝 杨学娟
电 话：010-83138772 83138770
附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人选推荐表
http://www.gapp.gov.cn/cms/cms/upload/info/201008/701760/128192454295930822.doc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一日
